零花钱

零花钱

 周利军

    结束了一天的忙碌，我惬意地靠在床头，熟练地拿起手机。恰在此时，微信“叮”地响了一声。定睛一看，果然是闺女发来的——这丫头，早把我每晚的作息规律摸得一清二楚了。每晚和女儿聊上几句，已成了我雷打不动的必修课。

    急忙点开对话框，一只胖乎乎的螃蟹赫然入眼，只是这只螃蟹没有钳子，看着还有点可怜巴巴、手足无措的样子。我纳闷了半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思考良久，脑中突然灵光一闪——没钱（钳）了！我不禁哑然失笑，这丫头，明明缺钱却偏让老爹猜谜，平白烧了我不少脑细胞。二话不说，直接给她转账2000元。

    没过一会儿，女儿回过来一张图，还是那只大螃蟹，不过这次它挥舞着一对威风凛凛的大钳子，张牙舞爪，横行霸道——有（钳）钱了。看着屏幕里女儿得瑟的模样，我知道，我的丫头又可以美美地筹划她的小日子了。一股喜悦之情从心底荡漾开来，一天的疲惫瞬间一扫而光。

    借着这份温馨，小时候亲人给零花钱的场面，突然闯入脑海，非但没有模糊，反而越来越清晰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我仅有过的三次零花钱经历，至今想来依然记忆犹新，甘之如饴。

    1977年，邻居本家大伯是村里的代销员，隔三差五就要去新堡公社的供销社进货。有一天，八九岁的我哭着喊着要跟去“见见世面”，妈妈拗不过，无奈地掏出一毛钱递给我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零花钱，攥在手心里，高兴得简直要飞起来。到了新堡供销社，我用这一毛钱换了八颗水果糖。回来后，我像献宝似的给奶奶、妈妈和弟弟每人分了一颗，只觉得那糖甜到了心底。

    十一岁那年夏天，在北京工作的二伯父回老家探亲。正赶上旧堡村赶庙会唱戏，我、弟弟和几个发小兴高采烈地要去看戏。临走前，二伯父笑眯眯地塞给我和弟弟每人五毛钱。在那个年月，五毛钱绝对是一笔“巨款”。我毫不犹豫地拿着这笔钱冲进庙会，和伙伴们分享了一根麻花、两颗梨，还有两碗能照见人影的粉汤，吃得肚皮溜圆。而弟弟的五毛钱却怎么也舍不得花，结果紧紧揣在兜里还是弄丢了，气得他嚎啕大哭了一场。

    1989年高考结束，我在姥姥家小住。因为要回县城取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临行前，小姨悄悄在我的包里塞了10元钱。回城后我才发现，那是我童年乃至少年时期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有零花钱。那10元钱里，藏着小姨对我金榜题名的殷切期许。后来上了大学，有国家补助的生活费，家里便没再给过零花钱。再后来，参加工作、娶妻生子、养家糊口，“零花钱”这三个字渐渐从我的世界里淡出了。

    但如今，看着儿孙们拿到零花钱时那快乐得瑟的样子，我发觉，自己竟比当年拿到钱还要高兴。

    小小零花钱，藏着时代的大密码。小时候的零花钱是毛票、是钢镚儿，攥在手心里怕丢了，买根冰棍、买把瓜子都得盘算半天，那是实打实的快乐。现在的零花钱动辄成百上千，微信转账一秒到账，能买的东西太多了，却似乎少了当初那种攒了很久、盼了很久，才终于买到心仪小物件时的那份雀跃感。

    说到底，快乐的浓度，从来不与零花钱的厚度成正比，它只与那份长久的期盼和得到时的悸动息息相关。你们说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