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让“高科技”变成了新门槛 ——读《父亲的病》有感

别让“高科技”变成了新门槛

——读《父亲的病》有感

王俊如

再次捧读鲁迅先生的《父亲的病》，心中的压抑与愤懑依旧如潮水般涌动。

文中的父亲得的只是水肿之症，但请来的两位“名医”却故弄玄虚，神神叨叨。开的方子离谱至极，“经霜三年的甘蔗”就已经荒唐透顶，竟然还要“原配”的蟋蟀！这哪是治病，简直是在折腾人，最后钱花光了，人也被耽误了。鲁迅先生心里的那份恨，源于那时的医生没良心、医术拙劣，百姓只能任人宰割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后来走上了医学救国的探索之路。当然，鲁迅先生在目睹国人围观同胞被日军处决的影片后，认识到医治国民精神的愚昧麻木远比肉体病痛更重要，毅然弃医从文，为贫弱的国家呐喊。这自然是后话，但这已无情地揭露出当时看病难和庸医误人的社会现实。

合上书，放眼当下，时代已然变迁。那些荒唐的“蟋蟀药引”早已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听着名字就觉得很厉害的高科技：基因检测、机器人手术、进口特效药……按理说，咱老百姓该放心了吧！但说实话，大家还是觉得“看病难”。

这难，和鲁迅父亲那个时代不一样。以前是找不到真医生，现在是真医生、好技术都在大城市的大医院。咱们老家县城的人，一旦生了大病，第一反应还是“得去太原，再严重就得去北京、上海。”就像当年鲁迅到处寻访名医一样，现在的患者也还有许多在拖家带口、跨省求医的。我身边就有一位朋友，为了女儿的病得到更好的治疗，带着老婆女儿去北京的一家医院诊治，结果因床位紧张无法住院，空跑归来。不得已在家等消息，与医院约定好，最终十天后医院有床位了，才又上京做了全面检查，才确诊又按照建议进行治疗的。

为何这样呢？名医资源难求，高科技、好设备费用高昂，或距离过远。

以前是“名医”故意设门槛，搞“原配蟋蟀”这种噱头来骗钱；现在呢，有时候“高科技”本身成了一道高墙。一台大机器几千万，做一次检查几千块，一种进口药几万一瓶。曾有40天高达180万元天价的药费传闻，对于普通家庭，特别是农村家庭，这就是天大的负担。如果技术只是给有钱和有能力、方便的人准备，那我们普通百姓又如何共享新时代给我们的医疗福祉呢？

值得欣慰的是，国家正着力破解这一难题，让更多人敢看病、吃得起药。比如那个“集采”砍价，大家可能在新闻里都看过。几万块一瓶的救命药，国家出面去跟药企谈判，硬生生把价格砍到了“白菜价”，而且进医保。曾经70万元的某罕见病药，国家集采谈判后降到了3万多元，也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。这就是国家替咱们老百姓在“砍价”，这在鲁迅那个年代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

再说说“良医下沉”。以前大医院的专家都坐在高楼大厦里，现在国家在推“医联体”，鼓励好医生去基层、去县城。你想啊，以前咱们为了看个专家号，得提前半个多月约，得有床位，得半夜排队，还得花路费住宿费。现在，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直接跟县城医院结对子，专家定期坐诊，像父亲的病，现在有良医坐诊，或许早已通过透析或药物得到控制了。还有通过远程医疗，让专家隔着屏幕就能看病，专家的挂号费也省不少呢，这不就是把“名医”直接送到了家门口吗？省了钱，省了力，最重要的是，减少了病人的奔波之苦。

还有那些医疗救助基金。以前鲁迅家为了给父亲治病，几乎倾家荡产。现在，对于家里困难的、生大病的，国家有兜底的救助政策，社会上的慈善基金也很多，各类保险公司都推出大病医疗保险进行重要辅助。这就是告诉大家：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国家和社会就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因为没钱而放弃治疗。

读《父亲的病》，我还在想一个事儿。文章里有个细节特别扎心，就是父亲临终前，衍太太非让鲁迅大声喊叫，说是为了尽孝。结果呢，这一喊，让父亲在痛苦中走得更加不安。这让我觉得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看病不能光看“病”，得看“人”。

现在的医院，机器是越来越先进了，但我有时候觉得，咱们是不是太依赖那些冷冰冰的数据了？医生每天看那么多病人，有时候没时间多聊几句，病人拿着化验单，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。咱们在追求高科技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加大年轻医生的培养力度，让我们辛劳几十年的名医歇歇手脚，有一个稍稍轻松快乐的晚年，让年轻医生尽快顶上来，多些与医患和家属交流沟通的时间，多些关爱？

真正的良医，不光是手术做得好，还得能握住病人的手，安慰一句“别怕，有我在”。真正的良医时代，不光是机器最先进，还得是咱们老百姓看得起、看得好、心里暖。

所以说，协调“看病难”和“高科技”，其实也不难。就是要让技术长出“腿”，走到基层去；让国家出“手”，把价格打下来；让医生装上“心”，多给病人一点温度。